三、基层社区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依然较低

基层社区作为社会治理服务群众的基础主体，在满足群众需求、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任务更加突出。社区有效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欲突破社区治理的困境，根本出路在于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因而，着眼于目前社区治理法治化的情况、存在的问题，推动社区治理法治化，能更好地有效处理社区事务和矛盾，实现规范化管理，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广州基层社区治理经过不断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相比，治理法治化仍存在不足。

1.社区治理的相关制度建设滞后。广州社区治理的法制建设起步较晚，与社区治理相关的地方立法存在许多空白或不足。有关基层社区治理的地方立法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还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社区治理制度建设仍采取自上而下的形式以规范性文件推进，因而更多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意见和态度。很多规范性文件的形成都是根据“村规民约”或者是当地习惯，然而不同的社区，不同的村居又不尽相同，而社区治理法制建设涉及财务公开、婚姻家庭、农民社会保障、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农村基础建设、农村土地承包、农村计划生育、农村社会治安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较为复杂。

2.政府与社区职权不清，社区治理负担过重。由于社区自治制度又不健全，行政权力对社区干预多，上级行政部门几乎都可以交任务、下指标给社区居（村）委会，而社区面临的问题往往是责任大、权利小、事情多、力量弱， 如计生调查、经济普查、社区治安、社区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社区消防安全等，这些都是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工作，必须具有行政管理权和执法权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还有一些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具备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并需配备专业工具的人员才可以胜任和完成，而社区很难达到如此条件。职权不清，任务过重，导致社区在治理中面临力不从心的困境。

3.社区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仍有待加强。近年来，广州基层社区法制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但仍有部分社区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较为淡薄。一是法律意识低，一些社区居民以为只要自己不违法犯罪就和法律无关，不懂得法律不仅调整刑事犯罪关系，还涵盖了生活、生产、政治等方方面面。在农村，有的农民随意建房，以为只要建在自己承包的土地里，就谁也管不了，而不知道这涉及土地管理、城乡规划、相邻关系等诸多法律问题。二是部分社区群众重传统礼俗而轻法律规范，视寻求司法救济为畏途。由于血缘因素影响，人情规则在农村仍发挥着巨大作用，每遇纠纷或冲突，村民就利用人情寻找行政权力解决，或者纠缠于政府，不习惯也不善于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三是基层社区的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使得基层社区居民缺乏意识寻求合法合方式解决纠纷与矛盾。

4.基层社区治理法治能力欠缺。第一，基层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队伍滞后。近年来，广州在基层社区工作队伍建设上作出了不少努力， 基层社区工作队伍结构开始趋于年轻化，学历水平也有了较高的提升，但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法律素质等方面仍有待提高。我们调研增城区某街道的一个社区及两个村委，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高中以下文化水平，平时的干部培训也不多，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不高，现代化的办公能力不高。这些均彰显了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主体的素质与能力确实有待提升。第二，基层社区治理较为缺乏专业人才。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因为工资待遇偏低、发展空间有限，大多专业性人才不愿意到基层社区工作，即使有一部分大学生来到基层工作，也只是把它作为自己发展的跳板或过渡，很少有安心基层工作的。基层社区的治理需要专业的人才，不仅涉及公共事务的管理，纠纷的解决，法律知识的应用，并且需要综合素养高、专业性强、现代化管理能力强的各类人才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来充实队伍。虽然近年来，广州基层社区工作队伍的素质有所提升，社区组织也引进少数专业社工，2014年开始，广州推行了“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但是队伍的人员专业构成方面还是存在不足。

四、结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这其中，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核心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法治化。近年来，广州在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新社会治理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是，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要求相比，广州在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上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城市治理中的地方立法与民间规范未能形成良性互动机制；二是城市治理中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尚未有效形成；三是基层社区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依然较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法治社会建设解决方案，有利于推动广州特大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